新加坡早期“双语”教育

现代的双语教育在新加坡已经实行几十年之久，但双语教育却可以追溯到百多年前，基于时代背景的差异，当时的教学情境和现代有着很大的不同。说起本地早期的双语教育就会想到颜永成学校，它原名华英义塾（Anglo-Chinese Free School），创办于1885年，被视为新加坡较早的双语学校。这里就从华英说起，逐一讲述当时的书塾和学堂的“双语”教学尝试。在书塾年代，中国的教育制度远比西方落后，本地华人开始设立英式学校。但身在异乡，文化传承显得更为重要，因此“以英式教育为基础，附加一堂中文课”的形式应运而生，可谓本地双语教育的雏形。

●华英义塾

左秉隆在《勤勉堂诗抄》中提及，在他任职新加坡领事期间（1881-1890），颜永成独自创办了“培兰书室”。查阅海峡殖民地蓝簿（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这家义塾较初称为“位于丹戎巴葛的义塾”（Free School at Tanjong Pagar），它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教师有Joss Simon、Rozario和Hendrick三人。1886年12月20日《海峡时报》刊载，有鉴于丹戎巴葛139号的书室是所义塾，颜永成写信给市政厅要求豁免税务。颜永成向官府申请辅助，可是中文校名带来不便，因此于1888年改名为“华英义塾”。当时华童报读英校非常困难，因此义塾深受欢迎，收生人数不久达到顶限，于是颜永成向官府要求拨地兴建新学校。他获得直落亚逸160号地段，新的校舍可以容纳300名学生。颜永成先在马六甲创办华文义塾，后在丹戎巴葛创办华英义塾这所英文学校，两校学生或精通中文，或精通英文，都不能做到中英皆通。随着新校舍的建立，颜永成萌生双语教育的理念，并把位于直落亚逸的新校舍作为自己实现双语理念的平台。据1892年10月28日《叻报》报道，扩张后的华英义塾将延聘中西名儒，兼教华英文字。时任总督史密斯（Cecil Clementi Smith）于1893年4月4日受邀主持开幕，对双语政策极表赞赏。办学经费方面，华英义塾虽为颜永成所创办，也得到政府辅助，但由于所费庞大，仍有赖其他信托人的捐输。在总领事张振勋的支持下，颜永成联合林文庆、邱正中、陈若锦、李清渊、陈合盛、林和坂、吴丕球、林抟云、吴新科、朱星衢、陈鹏南、陈应清和黄金炎于1895年12月4日《叻报》刊登启事，召各界大力募捐，期望为学校购置产业，以租金作为学校长期运作之需。颜永成希望，有了充裕经费，学校可聘请漳音、泉音、潮音、广音、客音教员各一人，让不同籍贯学生都能受益。不过，颜永成的宏愿似乎没有达到，尽管学校聘有两名华人教师，双语教育政策仅实行了四年。

●养正书院

新加坡较早的养正，是1892年章芳林以长子的名字创办章任宪义塾（Cheang Jim Hean Free School）。总领事黄遵宪在为章芳林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及：“近年又设养正书院，延华、英名师六人，兼治中西学生徒百人，公与公子壬（任）宪独任其费。”黄遵宪所说的养正书院就是章任宪义塾。书院位于合乐路（Havelock Road），隔年被列为政府辅助学校，一度有165名学生。1902年因章任宪逝世，学校缺乏资金而关闭。海峡殖民地蓝簿提及该校以英文授课。不过根据碑铭记载，养正书院聘有华人教师。1897年10月1日《海峡时报》报道也称，章任宪所创办的中英义塾依然蓬勃发展。有鉴于此，可以判断养正书院是一所双语学校。有必要指出的是，本地教育史上共有过三所养正。除了这所养正书院（章任宪义塾），第二所是后来设于美芝路的养正学堂，由吴寿珍、陈楚楠等人创办，校 长是晚清秀才陈观波，他也是庄希泉的老师。养正学堂较初借用合春号为校舍，后来搬到美芝路372号，它的前身是官办的甘榜格南华人英语学校。客纳街（Club Street）的养正学校是第三所，其前身是广肇学堂。今天人们说到养正，多会想到这所。传教士办学校：以“教会罗马字”教中文19世纪初期，清朝对西方传教士采取敌对政策，后者纷纷以东南亚为基地，通过当地华人学习语言，等候时机前往中国传教。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礼逊在马六甲设立英华书院，这所书院不仅教授英文、中文和马来文，也是传教士休养和学习语言的场所。蒋为文在《探索台语白话字的故事》书中说道，麦思都（Walter Henry Medhurst） 在1817年抵达马六甲传教，后来在英华书院负责印刷事务，于1837年出版《福建方言字典》。当时西方传教士是采用当地语言来传授教义，他们因此设计了一套“教会罗马字”书写系统。“教会罗马字”指的是依据当地语言音调、以罗马字母为拼音媒介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拼音书写系统，俗称白话字。“教会罗马字”较初是传教士学习语言的工具，后来在教会或教会开办学校的推动下，逐渐在本地区盛行，甚至传到中国。

●本地英华书院

本地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School）成立于1886年，较初设在厦门街70号，由澳汉牧师（Revd Oldham）所创办。1886年底，学校迁入福康宁山下新校舍后迅速发展，1892年收生人数超越莱佛士书院。这是由美国美以美主教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of America）协助下开办的学校，分别招收华人和淡米尔人。学校以英华（Anglo-Chinese）和英淡（Anglo-Tamil）为名，又分为男校和女校，共有四所之多。英华书院的双语教育实行三年后结束，所教导的中文相信就是“教会罗马字”。

●武吉知马中文白话文学校

英华不是其中教导“教会罗马字”的学校，1893年的蓝簿出现一所武吉知马华文学校。1895年，该校改称为武吉知马中文白话学校（Bukit Timah Chinese Vernacular School），由库克牧师（Revd Cooke）任教。当时官方只津贴英语和马来语学校，这位洋牧师教导的白话文，显然也是“教会罗马字”。

●清人卢赣章与“白话字”

此外，清人卢赣章大约于1875年来新加坡，在四年求学期间掌握了“白话字”（即“教会罗马字”），回到厦门鼓浪屿后以教导华人英文、洋人华文为生，闲余研究漳泉十五音。在闽南音“教会罗马字”的基础上自创拼音字，卢赣章于1892年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从此揭开了中国的切音（拼音）字运动。从澳汉牧师、库克牧师到卢赣章，都显示当时“教会罗马字”普遍盛行。

女子学校：新制前的“双语”尝试

19世纪末，本地华人日益重视女子教育，女子学校陆续设立。当时中国女子教育也逐渐普及，更多女性教师南来，教育框架逐渐摆脱以英式为蓝本的模式，一些新的教育思维也开始出现。这些改变，都跟林文庆息息相关。林文庆在英国留学时因不谙华语，无法和中国的留学生建立友情，也因讲师请他代译中文手卷，但他却没法完成，因此激发学习中文的决心。林文庆后来受邀成为华英义塾的信托人，眼见义塾变为英校，他感到中文教育的迫切，决定在家里开课教授中文，因人数不断增加，后借用为基俱乐部来授课。

●新加坡女子学校

1899年，林文庆、邱菽园、宋旺相等人创办新加坡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它教导罗马化马来语、华语、英语、算术、地理、音乐和缝纫，林文庆夫人黄端琼负责教导高年级学生中文。林文庆一直主张学习华语，不论是他或黄端琼，所教导的中文必然是华语。但在那个“教会罗马字”流行的年代，本土华人中文水平又低落，她是以何种形式教授中文至今还是个疑问。这所学校后来转为英校。

●中华女学堂

受到林文庆影响，潘春阳于1911年成立中华女学堂（Chung Hwa Girls' School），校址位于和里 Q Q利路交界的登路（Tank Road）1号，学校采用中、英双轨制，即分为英文学校和中文学校，每天以三个小时读华文课程，两个小时读英语。英文校长由殷爱丽丝（Alice Yin）出任，她是殷雪乔之女，殷雪村侄女。中文校长是余岱宗（又名余信芳）。她于1910年抵达新加坡，一向大力提倡兴办女校。1912年，中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主张采用西方教育模式，这激起本地学校制度的改革。尽管东西教育模式一体化，但因教学媒介语不同，也就出现华校和英校之分。在这个新制下，“双校”制自然无法走下去，中华女学堂遂转为华校。双语教育较初是在英语教育体制下以方言兼授中文，这就出现重英轻华现象，而教会期望以“教会罗马字”取代汉字，教导中文其实不涉及汉字。后来林文庆引进一些新理念，他以华语取代方言或白话字，尝试平衡中英教学比重。早期双语教育是处在摸索阶段，因各种因素不出几年就终止，但不断的尝试却是往后成功的基石。移民政策持续更新中网站信息可能更新不及时，详细情况可以点击在线咨询或拨打客服电话专业顾问为您解答较新移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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